独立行走的大象

拍自   首都北京石景山区 法海寺 

浏览影展：卢广《关注中国污染》

    《毛泽东选集》成书经过《毛泽东选集》所收的「著作」，大部分是中共在不同时期的各种书信、电报、文件，以及领导人所作的演讲稿汇编而成的。原来在「解放 区」只是印成小册子传阅。到了四十年代后半期，「东北解放区」有了像哈尔滨这样的城市，这些小册子就汇编成了厚厚的《毛泽东选集》。大陆建政后，中央成立 了「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并于1951年10月12日出版了第一卷，1952年4月10日出版了第二卷，1953年4月10日出版了第三 卷，1960年10月1日出版了第四卷。1951年10月12日出版第一卷时，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在书前冠有「本书出版说明」，说： 

    “这部选集，包括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中的重要著作。几年前各地方曾经出过几种不同的《毛泽东选集》，都是没有经过著者审查的，体例颇为杂乱， 文字亦有错讹，有些重要的著作又没有收进去。现在的这部选集，是按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并且按照著作年月次序而编辑的。这部选集尽可能 地收集了一些为各地方过去印行的集子没有包括在内的重要著作。选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经过著者校阅过，其中有些地方著者曾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也有个别的 文章曾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 

    从这个出版说明，不难看出，整个《毛选》的定稿，是毛泽东亲自参与了的。既然如此，选集中的每一篇文章当然都是毛泽东本人认定是自己的著作无疑了。 

    中共官方宣布的对《毛选》审核、考证结果但是，四十四年后，经过中共有关部门的审核、考证，却发现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著作中，由毛泽 东执笔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有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其他领导成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这是上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 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的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所披露的。经审 核、考证、查证，《毛泽东选集》中的若干著作，分别由以下人士起草：瞿秋白、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刘少奇、艾思奇、 陈伯达、康生、胡乔木、陆定一、杨献珍、邓力群等，以及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有关班子的成员。该报告披露的对《毛选》一至四卷中若干著作审核、考 证结果如下：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此文为1929年12月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的部分，是周恩来起草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选》中说此文是毛泽东于1932年1月5日的一篇通信，实际是瞿秋白写的指示信件，由毛泽东，滕代远、周逸群在红军中宣讲的。 

    《反对本本主义》，此文为1930年5月，由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领导干部的宣传、教育文件。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选》称本文为毛泽东于1936年2月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的，实际上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由张闻天和周恩来起草，由毛泽东出面在红军大学的演讲稿。 

    《实践论》（1938年5月）、《矛盾论》（1937年8月），《毛选》说这两篇论文都是毛泽东写的，曾由毛泽东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作过讲演，实际上是由周恩来、林伯渠、王稼祥、康生、陈伯达等人起草的，毛泽东只是作了修改，就成了毛泽东写的了。 

    《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此文为毛泽东于1937年5月7日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但文稿实际上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张闻天、周恩来作了修改。 

    《论持久战》（1938年5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前者为毛泽东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 演讲稿，实际上，这两篇文章都是由周恩来、张闻天、林伯渠、康生等起草，董必武也参加了修改，曾被定为党校的中心教材。 

    《论新阶段》，毛泽东于1938年10月，代表中央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文稿是由王稼祥、康生起草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本文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集体起草的，后经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康生等人修改，曾被定为党校的中心教材。 

    《新民主主义论》，此乃毛泽东于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文稿是由中共中央委托康生、陈伯达、艾思奇等人起草，经中央集体讨论定稿的。 

    《打退第二次***高潮后的时局》（1941年3月18日）《关于打退第二次***高潮的总结》（1941年5月8日），《毛选》称这两篇均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实际上是中央委托周恩来起草的，董必武也参加了部分意见。 

    《改造我们的学习》，此文为毛泽东于1942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文稿是由康生起草，经王稼祥修改的。当时是以中共中央学习研究组的名义发表的。 

    《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前者为毛泽东于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讲，后者为毛泽东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话。这两篇文章都是由林枫起草的，陈云、李富春等人参加了修改。 

    《论联合政府》，此文为毛泽东于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文稿是由康生、艾思奇、胡乔木等人起草的，任弼时、张闻天、刘少奇等作了修改。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此文为庆祝中共建党二十八周年的专论，文稿是由中共中央集体起草的，主要执笔人是陈伯达、艾思奇和邓力群。 

    《毛选》著作权的争议从未中断，综观以上各篇文章，完成的具体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但不是毛泽东写的，最后都变成毛泽东写的了。就这一点来说，毛本人是知 情的。因为最后成书时他本人是亲自审定过的。这就构成「知识产权」的侵权问题。当然，那个年代，无论是毛本人还是其他任何执笔者的头脑中，都没有「知识产 权」意识。尽管如此，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中，文责自负，君子不夺他人之美，应该说对上述侵权行为还是有道德上的规范和约束的。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关 于毛泽东著作的署名问题，在中共内部也是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和争论的。早在1945年6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对这一问题曾有过以下两点非常不合情理的决 议： 

    一、凡是有毛泽东同志演讲的、由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审阅的文件，在编印时要用毛泽东同志名义；

    二、凡是过去已由毛泽东同志名义发表的著作，一律不再更改或增加其他作者的名字。 

    1956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康生曾提出《坚决捍卫毛主席著作光辉思想》的意见书，提出：“党内有人企图否定毛主席的地位、否定毛主席思想是全党的指导理论”，为此于1956年11月中旬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做出决议： 

    一、全党要维护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权威； 

    二、毛泽东同志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表现，是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工作经验的结晶。 

    1980年9月，习仲勋、谭震林、徐向前等五人向中共中央提出，再重新出版《毛泽东选集》时，应当做出澄清：哪些是其他人的著作，哪些是中共中央集体的著作，哪些是中央文件？ 

    1985年2月，中共中央党校十二名主任级教员及二十五名学员联署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若干著作是其他人的著作问题。中共中央党史 研究室也提出“是否在《毛泽东选集》再版或重新出版时，作出适当的更正、阐明”。对此，李先念、王震、宋任穷等人作了批示，指出：“这是一股逆流”“党内 一直有人要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问题出在领导层”，“党内右倾思潮发展到了危险的地步”。王震当时为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在党校党委会上破口大骂：“ 谁敢否定毛主席光辉的一生，谁敢反对毛主席著作，就撤他的职，开除他的党籍；谁敢当我面否定毛主席，我就用枪来回答。”（见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党校 《简报》） 

    1992年初，胡乔木在重病期间，曾对来探望的杨尚昆、***、温家宝提出：关于毛泽东著作，党内一直有分歧，应当做出全面审核，哪些是毛泽东亲自著作的，哪些是以毛泽东名义发表的，哪些是中央其他同志著作的，哪些是在编辑过程中被牵强地肯定下来的。 

    胡乔木提出：毛泽东著作中三篇名作（俗称《老三篇》）——《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为人民服务》，甚至毛泽东诗词中最有代表性的《沁园春雪》，即那首“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并要求恢复用他胡乔木的名字。 

    1993年6月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曾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过两份报告，一份是《关于毛泽东著作整理出版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另一份是《关于胡乔木和其他人士对毛泽东著作的意见的处理》。前者披露：经过五年来的工作、访问、考查、翻阅、核实关于毛泽东生前四百七 十多篇著作，包括讲话、报告、会议决议、论文、电报稿、社论、按语与批示等，一共有二百五十多篇不是毛泽东亲自起草或作修改的。其中有一百六十多篇报告、 讲话、电文、社论是由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中央秘书局（办）和中央工作人员起草完稿的。毛泽东仅仅对部分报告、讲话作过审阅或批上“同意”，“好”或签上“ 毛泽东”三字。 

    199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上述报告曾作过三点批示： 

    一、中央一贯认为，《毛泽东选集》中的理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革命工作的结晶，不是个人的。 

    二，审核、考证《毛泽东选集》原稿的作者、原稿部门、发稿时间与场合的工作是必要的。 

    三，一些情况以内部掌握为宜，以免引起混乱和争议。 

    而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于今年六月中旬又提出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中共中央书记处今年七月二十一日又作了三点批示： 

    一、维持原有的决定是正确的，一旦更改会有大的影响；

    二、《毛泽东选集》中的理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革命工作经验的结晶；

    三、审核、考证结果资料存档留作参阅用。

潘光旦

　　寒假期内（民国二十九年），西南联合大学的同学到四乡去做了些兵役的宣传，又举行过不止一次的兵役宣传讨论会，在讨论会的布告上用大字写着："宣传也是一种教育"，意思是深怕人家瞧不起宣传，因而不高兴参加关于宣传的讨论会，或是不热心担当宣传的工作。我在这篇文字里，准备向热心从事宣传的人进一解：宣传实在不是教育，不宜与教育混为一谈，教育工作是越多越好，宣传工作是越少越好，一件用一张嘴或一支笔来做的工作，要真有教育的价值，真值得向大家提倡，那就不客气的叫它做教育就是了，大可不必袭用宣传的名称。兵役的教育就是一例。那些瞧不起宣传的人，对宣传工作取怀疑态度以至于厌恶态度的人，是很有他们的理由的。

　　宣传与教育都是一种提倡智识的工作，这一点是双方相同的。但双方相同的只限于这一点，不相同之点可就多了。

　　教育与宣传的根本假定便不一样。因为假定不一样，于是提倡或施行的方式也就大有分别。教育假定人有内在的智慧，有用智慧来应付环境、解决问题的力量。教育不预备替人应付环境，解决问题，而是要使每个人，因了它的帮助，十足利用自己的智慧，来想法应付，想法解决。教育又承认人的智慧与其它心理的能力虽有根本相同的地方，也有个别与互异的地方，凡属同似的地方，施教的方式固应大致相同，而互异的地方便须用到所谓个别的待遇。根据这两层，近代比较最健全的教育理论认为最合理的施教方式是启发，不是灌输，遇到个别的所在，还须个别的启发。

　　宣传便不然了。他所用的方式和教育的根本不同，而从方式的不同我们便不能不推论到假定的互异。宣传用的方式显而易见是灌输，而不是启发。它把宣传者所认为重要的见解理论，编成表面上很现成的，很简洁了当的一套说法，希望听众或读者全盘接受下来，不怀疑，不发问，不辩难，这不是灌输么？这种灌输的方式是说不上个别待遇的。说法既然只有一套，或差不多的几套，又如何会顾到个别的不同呢？从这种提倡或施行的方式，我们便不由得不怀疑到从事于宣传工作的人多少得有如下的假定，否则他便不免气馁，而对于他的工作无从下手。他得假定智慧是一部分人的专利的东西，只有这一部分人，比较很少数的人，才会有成熟的思想，才能著书立说，才有本领创造一派足以改造社会、拯救人群的理想；其余大多数的人只配听取，只配接受，只配顺从；至少，这些人虽有智慧，那程度也只到此为止，说不上批评创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两句老话，民字，古人有训瞑的，有训盲的，有训泯然无知的，在民本与民治思想很发达的今日，我们不能承认这两句话和这一类民字的解释为合理，真正从事于教育的人也不承认，但我们替宣传家设想，却真有几分为难了。

　　教育与宣传的其它不同之点，可以就来历、动机、狭义的方法、内容、与结果等简单的说一说，这几点虽没有上文那一点的重要，但也可以教我们辨别一篇文字或一个讲演的教育价值或宣传价值。宣传原是一个由来甚远的提倡的方法，社会学家也一向把它认为社会制裁的一个方式，不过把它当做一个社会问题看待，把它判断为近代社会病态的一种，却是欧洲第一次大战以后的事。十余年来，欧美的思想家、教育家、社会学者、心理学者、尤其是社会心理学者，在这题目上已经下过不少的功夫。我们在下文要说的话，大部分便是他们所已得的一些结论。

　　一篇宣传性质的稿件往往会引起来历的问题。我们看到一种宣传品之后，时常要问这宣传品究属是谁的手笔。我们所能找到的答复，有时候是一个笼统的团体的名字，或者是一个个人的两个字的假名。有时候连这一点都找不到。约言之，宣传品是往往来历不明的，是没有一定的人负责的。何以要如此？我们可以推测到两个原因，一是内在的而一是外来的。宣传的动机与内容也许有经不起盘驳的地方，所以作者不愿或不敢把名字公开出来，愿意藏身幕后。这是内在的原因。在思想与言论统制得很严密的社会里，顾忌太多，动辄得咎，在所谓"正统"中的人为了拥护正统而不能不有所宣传，固然可以大张晓谕的做去，甚至于组织了机关专司其事，但在所谓"异端"的少数人士就没有这种方便了。他们除非是甘冒不韪而干法犯禁，便只有藏身幕后的一法。这是外铄的原因了。但无论原因如何，在接受宣传品的大众中间却发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听信么？来历不明，为何轻易听信？不听信么？其间也许有些很有价值的见解或主张，轻易放过了，又岂不可惜？大抵轻信的人最初是听信的，但若宣传的方面一多，甚至彼此互相抵触，轻信的人也终于不再置信；而多疑善虑的人，则因来历不明的缘故，始终不肯听信，甚至于还要怀疑到幕后必有恶势力的操纵指使等等。结果，在宣传盛行的社会里，究其极可以闹到一个谁都不信谁，谁都怀疑谁的地步。宣传的所以成为社会问题，这是很大的一个原因了。不用说，这来历不明的问题，在教育一方面是很难想象的。

教育也没有动机或用意的问题。要有的话，根据上文启发智能的一段理论，我们可以知道主要的动机还是在促进受教者的利益，而不是施教者自己的利益。受教者终究是主，而施教者是宾。在宣传一方面，这主客的地位却往往是颠倒的。一个卖某种货品的商人，在广告里说了一大堆价廉物美的话，好像是专替顾客设想，其实最后的用意总不脱"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一个教门送宣教的人出去，为的是要人改邪归正，去祸就福，甚至于出死入生，从他们那种摩顶放踵的生活看来，他们的动机不能说不纯正，用意不能说不良善，但从他们对于信仰的态度看来，他们依然是主，而接受的人是宾。他们笃信天下只有一派真理，只有这派真理可以挽回人类的劫运，不惜苦口婆心的向人劝导。从这方面看，他和那卖货的商人根本没有分别，同样的名为无我，其实有我。一个宣传一种改造社会的理想或主义的人，所处的地位正复和宣教师的相似，他费上无限量的笔墨与口舌的功夫，为的是要人群集体的生活进入一个更高明的境界，不错，但我们不要忘记，他费上了这许多功夫，也为的是要成全他的理想，他的理想的"他"字上照例要加上一个密圈。

　　不过从接受宣传的人的立场看，商人、牧师、和主义宣传家的努力总见得太过于一相情愿。同时有别家的出品、别派的信仰、别种的主义在，他为什么一定要接受这家的而不接受那家的呢？他也许根本不需要这商品，也许正期待着科学家给他一个比较正确的宇宙观、人生观、社会观，而无须乎一派特殊的宗教与社会理想来撑他的腰。这种物欲少的人，与不做白日梦的人，社会上并不太少，只是广告家与宣传家太过"心切于求，目眩于视"，看不见他们罢了。自从广告术与宣传术盛行，这种人也确有日渐减少的趋势，宣传的所以成为社会问题，这也是方面之一了。

　　教育与宣传又各有其狭义的方法。我说狭义的，因为广义的上文已经说过，就是启发与灌输的分别。在宣传方面，所谓狭义的方法事实上只配叫做伎俩。这种伎俩有属于机械性质的，有属于艺术性质的，例如交通工具的利用，又如公务机关会客室里琳琅满壁、五光杂色的统计图表等等；但这些还是伎俩之小者，我们搁过不提。最关重要的是属于逻辑性质的一些不二法门。研究这题目的人普通把这种伎俩分做四种。一是隐匿，就是把全部分或一部分的事实压下来，不让接受宣传的人知道。二是改头换面，大的说小，小的说大。三是转移视线，就是，把大众的注意从一个重要的甲题目上移到比较不重要而比较有趣的乙题目上。四是凭空虚构。这四种伎俩都是无须解释的，大凡不修边幅一点的宣传家，包括一部分的新闻事业与广告事业的人在内，大都很擅长，而在稍微有一点眼光的接受宣传的大众，也大都看得出来，决不会每次上当，不过，就一般的社会影响而论，结果一定是很坏的。一个问题的解决，一方面固然靠人的智慧，一方面也靠比较准确的事实的供给，如果负一部分供给责任的人可以任意播弄，指黑为白，甚至于无中生有的捏造，其势必至于增加问题的复杂性而永远得不到解决的途径。至于教育一方面，无论近年来研究教学法的人怎样的设法花样翻新，这一类的弊病是没有的。

　　其次说到内容。这和上文所提的方法或伎俩很难分开。它和动机也有密切的关系。内容的价值如何，当然要看动机纯正到什么程度与伎俩巧妙到什么程度了。大抵动机纯正的程度，与伎俩巧妙的程度成一个反比例。不过我们即就动机比较纯正的宣传说，它多少也得用些伎俩，而这种伎俩势必至于影响到内容的价值。这种宣传家总喜欢把一个问题看得特别的简单，而提出一个同样简单的解决方案来。把问题看得简单，也许故意的看得简单，是伎俩，而这伎俩是近乎上文所提的改头换面的一种。把方案提得简单，便是内容了。举一两个浅近的例子看。有的宗教把人世的痛苦都归到初元的罪孽上去，是何等简单的一个问题的认识与问题的诊断？只要大家能忏悔，以前的孽债就可以一笔勾销，而新生命可以开始，又是何等简单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孟子是中国古代很有力量的一位社会改造家。改造家照例不能不用宣传，而宣传家照例得有一套关于问题诊断与问题解决的说法，即，照例得有标语与口号一类的东西，照例得有一个幌子。孟子的幌子只有十来个字：人性本善，人皆可以为尧舜。他的诊断和一部分宗教家的恰好相反，而简单的程度，则彼此如出一辙。人性是何等复杂的问题，以孔子之圣，还不免讳莫如深，而孟子信手拈来，便下一个"本善"的妙谛，不是很奇怪的么？不过我们只要把孟子的宣传家的身份（他的身份不用说不止一个）认识清楚以后，也就觉得不足为奇了。当代社会问题一天比一天复杂，像孟子一般蒿目时艰的人也一天比一天增加，像"性善"一类非十分十二分单纯不足以广招徕的说法也一天比一天的滋长繁荣起来，读者自己应"能近取譬"，无须我举什么例子了。

　孟子自称知言，又提到他能辨别四种辞，▲辞、淫辞、邪辞、遁辞，而知道每种的病源所在。我们看了孟子的性善论，觉得应该再加一种辞，不妨叫做"易辞"，而其病源便在太切心于求得一种结果，初不论这结果是商品畅销，或天下太平；因为过于热中，就不免把问题看得过于容易，把解决的方法说得过于容易。目前宣传家的大患，正坐内容中"易辞"的成分太多。

　　根据上文，我们可以知道宣传的结果和教育的结果，不能相提并论。宣传在来历上、动机上、方法上、内容上既有这种种可能的弊病，则在接受的人会受到什么不良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他可以受蒙蔽，受欺骗，受利用，即或所接受的是一派未可厚非的信仰或理论，其动机决不在利用，在欺蒙，其影响的恶劣还是一样，也许更严重。受骗是一时的，上过一次当的人也许可以不上第二次，但一种偏见一经培养成功，要设法纠正，往往是一件穷年累月而不见得有效果的事。近年讲教育理论的人有所谓"重新教育"（reeducation）之说，也无非是想运用教育的原则与方法，就中过宣传的毒害的人身上，挽回一些造化罢了。①

　　注释：

　　① 参看美国 F. E. Lumley 所著 The Propaganda Menace 一书，特别是第四、五、六、十四等章。又拙译赫胥黎《自由教育论》中《说暗示的抵抗力及其它》* 一节。《宣传不是教育》一文作于一九四○年，而赫氏的议论则我在一九四三年才看到；大而至于一般的自由教育的见解，小而至于宣传足以为自由教育的一大障碍的看法，赫氏的话真是每一句"实获吾心"。后来我把他关于自由教育的讨论（原是《目的与手段》一书中的一章）选译出来，作为单行本问世，这也未始不是一部分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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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载《自由论坛》第2卷第5期，1944年5月1日；见《潘光旦文集》第13卷《赫胥黎自由教育论》十五至十七。──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