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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影展：卢广《关注中国污染》

    《毛泽东选集》成书经过《毛泽东选集》所收的「著作」，大部分是中共在不同时期的各种书信、电报、文件，以及领导人所作的演讲稿汇编而成的。原来在「解放 区」只是印成小册子传阅。到了四十年代后半期，「东北解放区」有了像哈尔滨这样的城市，这些小册子就汇编成了厚厚的《毛泽东选集》。大陆建政后，中央成立 了「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并于1951年10月12日出版了第一卷，1952年4月10日出版了第二卷，1953年4月10日出版了第三 卷，1960年10月1日出版了第四卷。1951年10月12日出版第一卷时，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在书前冠有「本书出版说明」，说： 

    “这部选集，包括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中的重要著作。几年前各地方曾经出过几种不同的《毛泽东选集》，都是没有经过著者审查的，体例颇为杂乱， 文字亦有错讹，有些重要的著作又没有收进去。现在的这部选集，是按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并且按照著作年月次序而编辑的。这部选集尽可能 地收集了一些为各地方过去印行的集子没有包括在内的重要著作。选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经过著者校阅过，其中有些地方著者曾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也有个别的 文章曾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 

    从这个出版说明，不难看出，整个《毛选》的定稿，是毛泽东亲自参与了的。既然如此，选集中的每一篇文章当然都是毛泽东本人认定是自己的著作无疑了。 

    中共官方宣布的对《毛选》审核、考证结果但是，四十四年后，经过中共有关部门的审核、考证，却发现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著作中，由毛泽 东执笔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有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其他领导成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这是上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 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的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所披露的。经审 核、考证、查证，《毛泽东选集》中的若干著作，分别由以下人士起草：瞿秋白、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刘少奇、艾思奇、 陈伯达、康生、胡乔木、陆定一、杨献珍、邓力群等，以及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有关班子的成员。该报告披露的对《毛选》一至四卷中若干著作审核、考 证结果如下：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此文为1929年12月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的部分，是周恩来起草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选》中说此文是毛泽东于1932年1月5日的一篇通信，实际是瞿秋白写的指示信件，由毛泽东，滕代远、周逸群在红军中宣讲的。 

    《反对本本主义》，此文为1930年5月，由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领导干部的宣传、教育文件。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选》称本文为毛泽东于1936年2月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的，实际上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由张闻天和周恩来起草，由毛泽东出面在红军大学的演讲稿。 

    《实践论》（1938年5月）、《矛盾论》（1937年8月），《毛选》说这两篇论文都是毛泽东写的，曾由毛泽东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作过讲演，实际上是由周恩来、林伯渠、王稼祥、康生、陈伯达等人起草的，毛泽东只是作了修改，就成了毛泽东写的了。 

    《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此文为毛泽东于1937年5月7日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但文稿实际上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张闻天、周恩来作了修改。 

    《论持久战》（1938年5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前者为毛泽东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 演讲稿，实际上，这两篇文章都是由周恩来、张闻天、林伯渠、康生等起草，董必武也参加了修改，曾被定为党校的中心教材。 

    《论新阶段》，毛泽东于1938年10月，代表中央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文稿是由王稼祥、康生起草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本文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集体起草的，后经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康生等人修改，曾被定为党校的中心教材。 

    《新民主主义论》，此乃毛泽东于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文稿是由中共中央委托康生、陈伯达、艾思奇等人起草，经中央集体讨论定稿的。 

    《打退第二次***高潮后的时局》（1941年3月18日）《关于打退第二次***高潮的总结》（1941年5月8日），《毛选》称这两篇均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实际上是中央委托周恩来起草的，董必武也参加了部分意见。 

    《改造我们的学习》，此文为毛泽东于1942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文稿是由康生起草，经王稼祥修改的。当时是以中共中央学习研究组的名义发表的。 

    《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前者为毛泽东于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讲，后者为毛泽东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话。这两篇文章都是由林枫起草的，陈云、李富春等人参加了修改。 

    《论联合政府》，此文为毛泽东于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文稿是由康生、艾思奇、胡乔木等人起草的，任弼时、张闻天、刘少奇等作了修改。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此文为庆祝中共建党二十八周年的专论，文稿是由中共中央集体起草的，主要执笔人是陈伯达、艾思奇和邓力群。 

    《毛选》著作权的争议从未中断，综观以上各篇文章，完成的具体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但不是毛泽东写的，最后都变成毛泽东写的了。就这一点来说，毛本人是知 情的。因为最后成书时他本人是亲自审定过的。这就构成「知识产权」的侵权问题。当然，那个年代，无论是毛本人还是其他任何执笔者的头脑中，都没有「知识产 权」意识。尽管如此，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中，文责自负，君子不夺他人之美，应该说对上述侵权行为还是有道德上的规范和约束的。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关 于毛泽东著作的署名问题，在中共内部也是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和争论的。早在1945年6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对这一问题曾有过以下两点非常不合情理的决 议： 

    一、凡是有毛泽东同志演讲的、由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审阅的文件，在编印时要用毛泽东同志名义；

    二、凡是过去已由毛泽东同志名义发表的著作，一律不再更改或增加其他作者的名字。 

    1956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康生曾提出《坚决捍卫毛主席著作光辉思想》的意见书，提出：“党内有人企图否定毛主席的地位、否定毛主席思想是全党的指导理论”，为此于1956年11月中旬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做出决议： 

    一、全党要维护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权威； 

    二、毛泽东同志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表现，是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工作经验的结晶。 

    1980年9月，习仲勋、谭震林、徐向前等五人向中共中央提出，再重新出版《毛泽东选集》时，应当做出澄清：哪些是其他人的著作，哪些是中共中央集体的著作，哪些是中央文件？ 

    1985年2月，中共中央党校十二名主任级教员及二十五名学员联署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若干著作是其他人的著作问题。中共中央党史 研究室也提出“是否在《毛泽东选集》再版或重新出版时，作出适当的更正、阐明”。对此，李先念、王震、宋任穷等人作了批示，指出：“这是一股逆流”“党内 一直有人要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问题出在领导层”，“党内右倾思潮发展到了危险的地步”。王震当时为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在党校党委会上破口大骂：“ 谁敢否定毛主席光辉的一生，谁敢反对毛主席著作，就撤他的职，开除他的党籍；谁敢当我面否定毛主席，我就用枪来回答。”（见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党校 《简报》） 

    1992年初，胡乔木在重病期间，曾对来探望的杨尚昆、***、温家宝提出：关于毛泽东著作，党内一直有分歧，应当做出全面审核，哪些是毛泽东亲自著作的，哪些是以毛泽东名义发表的，哪些是中央其他同志著作的，哪些是在编辑过程中被牵强地肯定下来的。 

    胡乔木提出：毛泽东著作中三篇名作（俗称《老三篇》）——《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为人民服务》，甚至毛泽东诗词中最有代表性的《沁园春雪》，即那首“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并要求恢复用他胡乔木的名字。 

    1993年6月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曾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过两份报告，一份是《关于毛泽东著作整理出版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另一份是《关于胡乔木和其他人士对毛泽东著作的意见的处理》。前者披露：经过五年来的工作、访问、考查、翻阅、核实关于毛泽东生前四百七 十多篇著作，包括讲话、报告、会议决议、论文、电报稿、社论、按语与批示等，一共有二百五十多篇不是毛泽东亲自起草或作修改的。其中有一百六十多篇报告、 讲话、电文、社论是由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中央秘书局（办）和中央工作人员起草完稿的。毛泽东仅仅对部分报告、讲话作过审阅或批上“同意”，“好”或签上“ 毛泽东”三字。 

    199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上述报告曾作过三点批示： 

    一、中央一贯认为，《毛泽东选集》中的理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革命工作的结晶，不是个人的。 

    二，审核、考证《毛泽东选集》原稿的作者、原稿部门、发稿时间与场合的工作是必要的。 

    三，一些情况以内部掌握为宜，以免引起混乱和争议。 

    而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于今年六月中旬又提出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中共中央书记处今年七月二十一日又作了三点批示： 

    一、维持原有的决定是正确的，一旦更改会有大的影响；

    二、《毛泽东选集》中的理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革命工作经验的结晶；

    三、审核、考证结果资料存档留作参阅用。

潘光旦

　　寒假期内（民国二十九年），西南联合大学的同学到四乡去做了些兵役的宣传，又举行过不止一次的兵役宣传讨论会，在讨论会的布告上用大字写着："宣传也是一种教育"，意思是深怕人家瞧不起宣传，因而不高兴参加关于宣传的讨论会，或是不热心担当宣传的工作。我在这篇文字里，准备向热心从事宣传的人进一解：宣传实在不是教育，不宜与教育混为一谈，教育工作是越多越好，宣传工作是越少越好，一件用一张嘴或一支笔来做的工作，要真有教育的价值，真值得向大家提倡，那就不客气的叫它做教育就是了，大可不必袭用宣传的名称。兵役的教育就是一例。那些瞧不起宣传的人，对宣传工作取怀疑态度以至于厌恶态度的人，是很有他们的理由的。

　　宣传与教育都是一种提倡智识的工作，这一点是双方相同的。但双方相同的只限于这一点，不相同之点可就多了。

　　教育与宣传的根本假定便不一样。因为假定不一样，于是提倡或施行的方式也就大有分别。教育假定人有内在的智慧，有用智慧来应付环境、解决问题的力量。教育不预备替人应付环境，解决问题，而是要使每个人，因了它的帮助，十足利用自己的智慧，来想法应付，想法解决。教育又承认人的智慧与其它心理的能力虽有根本相同的地方，也有个别与互异的地方，凡属同似的地方，施教的方式固应大致相同，而互异的地方便须用到所谓个别的待遇。根据这两层，近代比较最健全的教育理论认为最合理的施教方式是启发，不是灌输，遇到个别的所在，还须个别的启发。

　　宣传便不然了。他所用的方式和教育的根本不同，而从方式的不同我们便不能不推论到假定的互异。宣传用的方式显而易见是灌输，而不是启发。它把宣传者所认为重要的见解理论，编成表面上很现成的，很简洁了当的一套说法，希望听众或读者全盘接受下来，不怀疑，不发问，不辩难，这不是灌输么？这种灌输的方式是说不上个别待遇的。说法既然只有一套，或差不多的几套，又如何会顾到个别的不同呢？从这种提倡或施行的方式，我们便不由得不怀疑到从事于宣传工作的人多少得有如下的假定，否则他便不免气馁，而对于他的工作无从下手。他得假定智慧是一部分人的专利的东西，只有这一部分人，比较很少数的人，才会有成熟的思想，才能著书立说，才有本领创造一派足以改造社会、拯救人群的理想；其余大多数的人只配听取，只配接受，只配顺从；至少，这些人虽有智慧，那程度也只到此为止，说不上批评创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两句老话，民字，古人有训瞑的，有训盲的，有训泯然无知的，在民本与民治思想很发达的今日，我们不能承认这两句话和这一类民字的解释为合理，真正从事于教育的人也不承认，但我们替宣传家设想，却真有几分为难了。

　　教育与宣传的其它不同之点，可以就来历、动机、狭义的方法、内容、与结果等简单的说一说，这几点虽没有上文那一点的重要，但也可以教我们辨别一篇文字或一个讲演的教育价值或宣传价值。宣传原是一个由来甚远的提倡的方法，社会学家也一向把它认为社会制裁的一个方式，不过把它当做一个社会问题看待，把它判断为近代社会病态的一种，却是欧洲第一次大战以后的事。十余年来，欧美的思想家、教育家、社会学者、心理学者、尤其是社会心理学者，在这题目上已经下过不少的功夫。我们在下文要说的话，大部分便是他们所已得的一些结论。

　　一篇宣传性质的稿件往往会引起来历的问题。我们看到一种宣传品之后，时常要问这宣传品究属是谁的手笔。我们所能找到的答复，有时候是一个笼统的团体的名字，或者是一个个人的两个字的假名。有时候连这一点都找不到。约言之，宣传品是往往来历不明的，是没有一定的人负责的。何以要如此？我们可以推测到两个原因，一是内在的而一是外来的。宣传的动机与内容也许有经不起盘驳的地方，所以作者不愿或不敢把名字公开出来，愿意藏身幕后。这是内在的原因。在思想与言论统制得很严密的社会里，顾忌太多，动辄得咎，在所谓"正统"中的人为了拥护正统而不能不有所宣传，固然可以大张晓谕的做去，甚至于组织了机关专司其事，但在所谓"异端"的少数人士就没有这种方便了。他们除非是甘冒不韪而干法犯禁，便只有藏身幕后的一法。这是外铄的原因了。但无论原因如何，在接受宣传品的大众中间却发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听信么？来历不明，为何轻易听信？不听信么？其间也许有些很有价值的见解或主张，轻易放过了，又岂不可惜？大抵轻信的人最初是听信的，但若宣传的方面一多，甚至彼此互相抵触，轻信的人也终于不再置信；而多疑善虑的人，则因来历不明的缘故，始终不肯听信，甚至于还要怀疑到幕后必有恶势力的操纵指使等等。结果，在宣传盛行的社会里，究其极可以闹到一个谁都不信谁，谁都怀疑谁的地步。宣传的所以成为社会问题，这是很大的一个原因了。不用说，这来历不明的问题，在教育一方面是很难想象的。

教育也没有动机或用意的问题。要有的话，根据上文启发智能的一段理论，我们可以知道主要的动机还是在促进受教者的利益，而不是施教者自己的利益。受教者终究是主，而施教者是宾。在宣传一方面，这主客的地位却往往是颠倒的。一个卖某种货品的商人，在广告里说了一大堆价廉物美的话，好像是专替顾客设想，其实最后的用意总不脱"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一个教门送宣教的人出去，为的是要人改邪归正，去祸就福，甚至于出死入生，从他们那种摩顶放踵的生活看来，他们的动机不能说不纯正，用意不能说不良善，但从他们对于信仰的态度看来，他们依然是主，而接受的人是宾。他们笃信天下只有一派真理，只有这派真理可以挽回人类的劫运，不惜苦口婆心的向人劝导。从这方面看，他和那卖货的商人根本没有分别，同样的名为无我，其实有我。一个宣传一种改造社会的理想或主义的人，所处的地位正复和宣教师的相似，他费上无限量的笔墨与口舌的功夫，为的是要人群集体的生活进入一个更高明的境界，不错，但我们不要忘记，他费上了这许多功夫，也为的是要成全他的理想，他的理想的"他"字上照例要加上一个密圈。

　　不过从接受宣传的人的立场看，商人、牧师、和主义宣传家的努力总见得太过于一相情愿。同时有别家的出品、别派的信仰、别种的主义在，他为什么一定要接受这家的而不接受那家的呢？他也许根本不需要这商品，也许正期待着科学家给他一个比较正确的宇宙观、人生观、社会观，而无须乎一派特殊的宗教与社会理想来撑他的腰。这种物欲少的人，与不做白日梦的人，社会上并不太少，只是广告家与宣传家太过"心切于求，目眩于视"，看不见他们罢了。自从广告术与宣传术盛行，这种人也确有日渐减少的趋势，宣传的所以成为社会问题，这也是方面之一了。

　　教育与宣传又各有其狭义的方法。我说狭义的，因为广义的上文已经说过，就是启发与灌输的分别。在宣传方面，所谓狭义的方法事实上只配叫做伎俩。这种伎俩有属于机械性质的，有属于艺术性质的，例如交通工具的利用，又如公务机关会客室里琳琅满壁、五光杂色的统计图表等等；但这些还是伎俩之小者，我们搁过不提。最关重要的是属于逻辑性质的一些不二法门。研究这题目的人普通把这种伎俩分做四种。一是隐匿，就是把全部分或一部分的事实压下来，不让接受宣传的人知道。二是改头换面，大的说小，小的说大。三是转移视线，就是，把大众的注意从一个重要的甲题目上移到比较不重要而比较有趣的乙题目上。四是凭空虚构。这四种伎俩都是无须解释的，大凡不修边幅一点的宣传家，包括一部分的新闻事业与广告事业的人在内，大都很擅长，而在稍微有一点眼光的接受宣传的大众，也大都看得出来，决不会每次上当，不过，就一般的社会影响而论，结果一定是很坏的。一个问题的解决，一方面固然靠人的智慧，一方面也靠比较准确的事实的供给，如果负一部分供给责任的人可以任意播弄，指黑为白，甚至于无中生有的捏造，其势必至于增加问题的复杂性而永远得不到解决的途径。至于教育一方面，无论近年来研究教学法的人怎样的设法花样翻新，这一类的弊病是没有的。

　　其次说到内容。这和上文所提的方法或伎俩很难分开。它和动机也有密切的关系。内容的价值如何，当然要看动机纯正到什么程度与伎俩巧妙到什么程度了。大抵动机纯正的程度，与伎俩巧妙的程度成一个反比例。不过我们即就动机比较纯正的宣传说，它多少也得用些伎俩，而这种伎俩势必至于影响到内容的价值。这种宣传家总喜欢把一个问题看得特别的简单，而提出一个同样简单的解决方案来。把问题看得简单，也许故意的看得简单，是伎俩，而这伎俩是近乎上文所提的改头换面的一种。把方案提得简单，便是内容了。举一两个浅近的例子看。有的宗教把人世的痛苦都归到初元的罪孽上去，是何等简单的一个问题的认识与问题的诊断？只要大家能忏悔，以前的孽债就可以一笔勾销，而新生命可以开始，又是何等简单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孟子是中国古代很有力量的一位社会改造家。改造家照例不能不用宣传，而宣传家照例得有一套关于问题诊断与问题解决的说法，即，照例得有标语与口号一类的东西，照例得有一个幌子。孟子的幌子只有十来个字：人性本善，人皆可以为尧舜。他的诊断和一部分宗教家的恰好相反，而简单的程度，则彼此如出一辙。人性是何等复杂的问题，以孔子之圣，还不免讳莫如深，而孟子信手拈来，便下一个"本善"的妙谛，不是很奇怪的么？不过我们只要把孟子的宣传家的身份（他的身份不用说不止一个）认识清楚以后，也就觉得不足为奇了。当代社会问题一天比一天复杂，像孟子一般蒿目时艰的人也一天比一天增加，像"性善"一类非十分十二分单纯不足以广招徕的说法也一天比一天的滋长繁荣起来，读者自己应"能近取譬"，无须我举什么例子了。

　孟子自称知言，又提到他能辨别四种辞，▲辞、淫辞、邪辞、遁辞，而知道每种的病源所在。我们看了孟子的性善论，觉得应该再加一种辞，不妨叫做"易辞"，而其病源便在太切心于求得一种结果，初不论这结果是商品畅销，或天下太平；因为过于热中，就不免把问题看得过于容易，把解决的方法说得过于容易。目前宣传家的大患，正坐内容中"易辞"的成分太多。

　　根据上文，我们可以知道宣传的结果和教育的结果，不能相提并论。宣传在来历上、动机上、方法上、内容上既有这种种可能的弊病，则在接受的人会受到什么不良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他可以受蒙蔽，受欺骗，受利用，即或所接受的是一派未可厚非的信仰或理论，其动机决不在利用，在欺蒙，其影响的恶劣还是一样，也许更严重。受骗是一时的，上过一次当的人也许可以不上第二次，但一种偏见一经培养成功，要设法纠正，往往是一件穷年累月而不见得有效果的事。近年讲教育理论的人有所谓"重新教育"（reeducation）之说，也无非是想运用教育的原则与方法，就中过宣传的毒害的人身上，挽回一些造化罢了。①

　　注释：

　　① 参看美国 F. E. Lumley 所著 The Propaganda Menace 一书，特别是第四、五、六、十四等章。又拙译赫胥黎《自由教育论》中《说暗示的抵抗力及其它》* 一节。《宣传不是教育》一文作于一九四○年，而赫氏的议论则我在一九四三年才看到；大而至于一般的自由教育的见解，小而至于宣传足以为自由教育的一大障碍的看法，赫氏的话真是每一句"实获吾心"。后来我把他关于自由教育的讨论（原是《目的与手段》一书中的一章）选译出来，作为单行本问世，这也未始不是一部分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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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载《自由论坛》第2卷第5期，1944年5月1日；见《潘光旦文集》第13卷《赫胥黎自由教育论》十五至十七。──编者注

《华东区白领生活形态调查研究报告》调研显示，上海八成白领自认活得不如农民；58％的白领羡慕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53％的白领认为比不上农民的理由为“他们没有辐射和交通污染”；43％的白领希望能和农民一样一日三餐都正常。（《东方早报》9月4日）

大可不必用“那你为什么不去当农民”之类的诛心之论去戗白领们，他们不至于弱智到连自己的境遇比农民高都不知道。白领们今日堪称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跟他们自身的状况有关，亦跟我们时代所处的企业文化有关。白领们的抱怨，是工作疲态的表现；而工作疲态的心理呈现，则是企业文化失败的表现。

5年前，以《没有任何借口》为代表的一大批冒充译著、宣扬关于“执行”，关于“如何完成任务”，关于“决不找借口”，关于“某某某是个好员工”之类的伪经管书，被包装成了源自西方的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和制度，被中国那些号称最先进的高新技术企业老板当成“最完美、最优秀的企业员工培训读本”对员工进行洗脑。通过迎合当下中国管理层的需要，通过集团购买，这类书每每占据工商管理类、励志类图书排行榜。它们在批量制造奴才的同时，也在进一步强化、固化管理者的独断专行理念。今天上海白领的疲态，说明我们的白领和企业都在为这种劣质的企业文化埋单。

多数老板和上司都喜欢听话的员工，喜欢加班加点的员工，视之为勤奋、努力和敬业的象征。但事实上，现代企业更需要的是员工内在的激情和创造力，而不是简单的服从和老牛式的勤勤恳恳按部就班。而创造力和工作绩效都往往来自激情而非来自简单的工作时间延长的加班加点。一个始终“在状态”的员工，远比他始终“在单位”重要得多。日本著名企业家岛川三部曾自豪地介绍，他经营管理的最大本领就是把工作家庭化和娱乐化。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充分显示出“人是工作的自由主人而非单位的奴隶”这一企业文化新主题。

据悉，Google就从不对员工的工作时间作要求。他们可以选择在自己的“时区”里工作，或者像早起的鸟一样清晨五点就开始忙碌，或者像夜猫子一样昼伏夜出。你可以带着心爱的狗儿来上班，只要宠物不乱跑、不大叫就都可以带到公司来。如果工作累了，还可以带宠物到外面的草地上一起享受一下阳光和运动。不只是谷歌，微软、迅雷等越来越多的外企、民企也一样有着舒适的办公环境，免费的餐饮，和多样的娱乐设备。健身房、撞球台、桌面足球、按摩椅在他们的员工看来，已是稀松平常。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约翰·科特教授和詹姆斯·赫斯克特教授对美国22个行业72家公司的深入研究表明，企业文化对企业长期经营业绩有着重要的影响，它很可能成为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也显示，公司文化与企业管理竞争力的相关系数在几个因子中是最高的。中国的企业文化必须走出“资为劳纲”的传统和“伪经管”桎梏，才会在“解放白领”的同时获得新生。

ps:深有同感，目前单位实行的绩效考核制度就存在这个问题，大大强化了领导的权力，我等P民要做个唯命是从的奴才才能博取领导的欢心，才有机会领到一个“合格”以上的考评。

　　有些事情我们之所以看不清楚，是因为我们身处其中。如果从遥远的距离看待人类的问题比如从火星上，就会发现人类的许多现象稀奇古怪，而婚姻则是怪中之怪。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即使只买一种商品，也要多逛几个商店进行比较和选择，我们还认为，理想的生活包括建立一种两个人的双边垄断，换取大量的物品和服务，直到

死亡把我们分开。

　　当然，劳动分工能够产生效益，但是两个人的劳动分工形式并不是惟一的备选方案。我们大多数人都从屠夫、面包师以及酿酒师那里获得了良好的服务，但是我们没有必要为了获得晚餐而跟他们结婚。在传统婚姻中，妻子与丈夫相比，在做饭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丈夫则在木工活方面比妻子强。但是，如果这种比较扩展到家庭之外，做饭或木工活比他们好的大有人在。由此产生一个问题，既然可以雇用干得更好的人，为什么夫妻们都愿意自己来做饭、打扫卫生、照顾和教育孩子?

　　原因之一是交易成本太高。比如，你要盖房子，就要雇木匠。如果你只是修一下房顶，你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找一位好木匠，找到后还要跟他谈工钱、签订合同，这些事情投入的成本足以抵消你从木匠那里获得的比较优势。在安装房梁这件事上，木匠当然比你做得好，但是如果下雨，屋漏挨淋的是你，而不是他。所以论工作积极性，你比他高，即使没有人监督，你也会干得很认真。自己的活自己干可以省下与人讨价还价的时间和精力，从而降低了成本。

　　原因之二是专门化。如果我和太太因为忙于挣钱，没有时间做饭，我们就会去饭馆吃(我们挣的钱足以支付这种开销)。饭馆的厨师做的饭菜应该比我们自己做的好吃(因为做饭是他的专长)，结果却是他做的比我们为自己做的难吃。其他服务行业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为什么结婚就意味着永恒?换句话说，为什么男女双方不能通过协商决定，在一起住一段时间，在各自发现更好的伴侣时就分手?婚姻为什么必须是长期性(永久性)的契约?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回顾一下关于长期契约存在原因的分析。

　　我们都是通过在巨大的竞争性市场进行一番比较和选择后才选定了自己的配偶，尽管我们可能都一再强调除了自己的配偶以外没有和其他人谈过恋爱。一旦结婚，我们就获得了在其他情况下被称为“企业专有资本”的东西。已婚后再换配偶的成本很高，此时，我们与原有配偶相处的生活经验对未来的生活毫无价值可言。离婚意味着双方之中至少有一方必须离开已经习惯的地方——家，男女双方共同建立的朋友圈也可能因此而分化。最糟糕的是，新选择的配偶不管具有何种优点，有一点是永远不可能具备的：他(她)毕竟不是前一次婚姻所留下的孩子的亲生父母。

　　“企业专有资本”确定了讨价还价的上下限。双方都竭力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解决离婚问题，希望尽可能多地获取利益，尽量满足自己的要求。似乎解决这类问题的理想方式就是，签订详细规定了双方义务的长期合约。合约签订以前，根本就不存在婚姻、双边垄断之类的问题，也没有太多讨价还价的范围。一旦签订合约，也就不再需要讨价还价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传统的婚姻就是这样一纸合约：从总体上看，丈夫或者妻子可以起诉对方没有履行合约规定的义务，例如，妻子可以起诉丈夫不履行赡养义务。问题在于，没有一份合约可以把所有相关的细节都白纸黑字地写下来。例如，如果存在限价政策，那么企业可以降低产品质量而并不提高产品价格，而限价政策会因此失去本来的意义。据我所知，迄今为止没有人以厨艺太差等理由成功起诉自己的配偶。传统的婚姻中仍然存在很多相互妥协的地方。

　　爱情与婚姻。至此为止，我还没有谈及有关爱情的问题。人们普遍相信，爱情与婚姻密不可分。为什么人们会与自己所爱的人结婚，而不是与自己兴趣相投，或是相互能取长补短的人结婚?如果有人提出这类问题，你一定会感到很奇怪。不过，这确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问题。

　　一种答案就是：爱情与性生活有关。这可以通过社会生物学(一门适用于基因研究而不适用于人类研究的经济学)做出解释，在此估且不论。而性生活与生儿育女有关。父母更愿意养育自己的儿女，却不愿意养育他人的孩子。从多数情形来看，在自己的家养育子女特别方便。因此，对孩子的父母们来说，结婚是很适宜的。

　　第二种答案是：尽管爱情不能根除夫妻相互间的利益冲突，而这种冲突往往又会导致彼此讨价还价的成本很高，但爱情却会减少这种冲突。如果我喜欢自己的妻子，在使她幸福这一点上，我们的利益就是一致的。如果她也爱我，在使我幸福这一点上，我们也有着共同的利益。除非对我们的爱情经过了精心计算，以致我们的目标毫无差异，否则，在各方面总会有发生冲突的可能。如果我们相爱特别深，为了她的利益我会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但这种种努力往往会与她为了我而做出牺牲的种种努力发生冲突。

　　美国结婚人数在减少。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婚姻经济理论的概貌，也许我们可以用这一理论做点什么。一个很突出的应用例子就是解释美国(或类似的社会)在20世纪出现婚姻减少的现象。为什么结婚不再那么普遍?为什么婚约的有效期变得这么短暂?

　　简单的答案就是人们利用家庭从事生产活动的时间迅速减少了，婚姻各方，尤其是妻子一方获得“企业专有资本”的数量也减少了。如前所述，为了吃饭，没有必要一定嫁给屠户、面包师或酿酒师。事实上，几百年前，对一个男人来说，娶一位面包师和酿酒师做妻子，或者对一位女人来说，嫁给一位屠户都是很平常的事。当时，这三项职业在很多家庭中是屡见不鲜的，特别是在乡村地区。

　　家庭生产减少的原因是专业化生产增加了。烘烤食品、服装、果酱以及许多其他东西一般都是大批量生产。洗衣服或洗碗筷虽然仍然在家里进行，但大部分工作可以用洗衣机或洗碗机完成。

　　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婴儿死亡率出现大幅下降。在过去，对女人来说，必须要不停地生孩子，从而可确保有两三个孩子能生存下来，继而能长大成人。结果，照料和养育子女的任务实际上成了女人们的全部工作。而在现代社会，一对想要两个子女的夫妻就只生两个孩子。

　　这些变化的结果使得做“家庭妇女”成为业余时间的工作，尽管这种情形并不能代表全部的人口。子女越少，“配偶专有资本”也就越少，离婚的成本也就会比几代以前要低得多。

　　离婚并非只是付出代价，离婚也会带来收益，否则的话，就不会有人愿意离婚了。如果收益没有改变，成本减少了，那么，离婚案中至少有一方会发现收益相对成本来说是增加了很多。事实也的确如此。

　　宝石联姻

　　大多数人都会认为，送订婚戒指是理所当然的事。实际上，这种习惯只是近年来才形成的，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送这种礼物并不常见。有关统计数据表明，只是在近年宝石才变成热销品。但是，似乎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起，送订婚戒指就逐渐蔚然成风，在50年代则达到了最高峰，从那以后开始日渐式微。为什么?

　　经济学家玛格丽特·布里尼格给出了一个很简单的解释。早在1935年以前，美国48个州中的47个就声明对不履行婚约的情形允许提出起诉。该民事诉讼规定，如果一位妇女被自己的未婚夫所抛弃，就可以提出起诉，要求赔偿对她所造成的损害，包括各种各样的伤害，其中一个重要的伤害就是处女的失贞。在婚姻市场，由于失去了贞洁，实际上会减少女人结婚的机会。这是因为男人们不愿意与那些曾与其他男人睡过觉的女人结婚，而是订婚伴侣之间发生性行为是屡见不鲜的事。对破坏婚约提起诉讼的做法使过去男性勾引女性然后再将其抛弃的做法得到了抑制，而这些情形往往又是歌曲或故事中不朽的主题。

　　在1935～1945年期间，各种州废除了针对毁约的诉讼规定，这涉及到美国大约一半左右的人口，现在几乎没有人知道还有针对毁约可提出诉讼一说。布里尼格认为，送贵重订婚戒指的习惯是作为一种替代形式出现的——这是针对承诺变得不具法律约束力而采取的一种具有抵押性质的做法，如果男方提出解除婚约，那么，女方有权不交还戒指。布里尼格根据宝石进口、人们的收入、结婚率和法律变更等有关数据进行了认真的统计分析，从而支持了这一推测。诉讼和送宝石订婚戒指都是解决毁约问题的方法，最近一段时间，由于不断变化的性道德观念已经消除了毁约问题，从而也就使送宝石订婚戒指的做法逐渐由盛而衰了。

　　金钱、美人和民歌

　　褐发的姑娘有房还有地，金发的艾琳达却一无所有。

　　——摘自弗朗西斯·詹姆斯·蔡尔德编辑的《英国及苏格兰流行民歌》

　　民歌里描述的小伙子必须在两个女人之间做出选择，一个美丽却贫穷，另一个富有却难看。几乎可以肯定，他会娶富有的女人为妻。结果是一场悲剧：至少两个人甚至常常是三个人都痛苦而死。教训很清楚：应该娶美丽的女人为妻。

　　民歌所表达的意思很明确，为了钱而结婚不会有好下场，而娶一个美貌的妻子则不会有不好的结果，但是民歌中并没有说原因是什么。褐发姑娘(皮肤也黑，没有金发的艾琳达那样迷人)天生命好，拥有一大笔财富。所以你可以说，她因此不配得到小伙子托马斯的爱。但是艾琳达虽然美丽，也不能成为她赢得小伙子的理由，因为她的美貌也是天生的。她们两人都是从父母那里得到了自己的财富或者美貌。既然如此，为什么托马斯拒绝财富选择美貌就是高尚和可取的，而如果他拒绝美貌选择财富就是低贱和卑劣的呢?

　　我在前文中提到的一种情况可以对此做出一些解释。在民歌的领域里(在其他很多领域，甚至包括人类社会的大部分领域)，男女双方并不只是因为志趣相投就结婚，影响他们婚姻的人并不仅仅是他们自己。如果托马斯选择了美丽的艾琳达，那么他就是惟一可以享受她美貌的人。而如果他选择了褐发姑娘，那么他的父母会很自然地认为可以得到儿媳妇的部分财产——也许他们晚年的经济来源就要依靠这笔钱了。因此，小伙子的母亲就会劝说儿子娶有钱的褐发女孩。

　　如果我的推测没错的话，那么就可以看出，民歌的作者(或者至少是喜爱这首民歌的听众)对于两代人的代沟处于什么立场。

公元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夏天，英国派出的第一个访华使团到达中国。

英国人对这个神秘的国度充满好奇。他们相信，中国就像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写的那样，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

然而，一登上中国的土地，他们马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清王朝雇佣了许多老百姓来到英使团的船上，为英国人端茶倒水，扫地做饭。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如此消瘦”。“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这些普通中国人“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地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

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说：“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除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决无一幢像绅士的府第，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舍。……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国泰晤士河边的两个城镇）相提并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二

毫无疑问，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有的评论者甚至还去掉“之一”二字。

确实，乾隆统治下的中国，纵向比，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横向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盛世，毫不为过。何以我们五千年文化结出的总结性的盛世在英国人眼中居然如此黯淡？

原因是，乾隆时代的普通英国人生活水平差距实在太大了。

十四世纪，欧洲人并不中国人富裕多少。他们的食物中肉食比重并不算高，一大块面包加一碗浓汤就已经让辛苦了一天的英国农夫心满意足。但是随着经济的质变，欧洲人与中国人生活水平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大。

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前期，英国汉普郡农场的一个普通雇工，一日三餐的食谱如下：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腌猪肉、马铃薯、白菜或萝卜；晚饭是面包和奶酪。星期天，可以吃上鲜猪肉。工业革命后，英国人的生活更是蒸蒸日上。1808年英国普通农民家庭的消费清单上还要加上2.3加仑脱脂牛奶，1磅奶酪，17品脱淡啤酒，黄油和糖各半磅，还有1英两茶。

乾隆年间的中国人吃的是什么呢？

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主要食物是粗粮和青菜，肉蛋奶都少得可怜，通常情况下，在春荒之际，都要采摘野菜才能度日。乾隆时代，民众吃糠咽菜的记载笔笔皆是。据《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业卷》介绍，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11镑，约合33-44两白银。而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年支出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根本没有生产剩余。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卖女十分普遍。

三

乾隆盛世的贫困，不仅仅体现在物质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精神上。

到达浙江沿海后，因为不熟悉中国航线，英国人请求当地总兵帮他们找一个领航员。总兵痛快地应答了。

英国人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总兵的办法是派出士兵，把所有从海路去过天津的百姓都找来。使团成员巴罗说：“他们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回了一群人。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他们徒劳地哀告道，离家远行会坏了他们的生意，给妻子儿女和家庭带来痛苦，总兵不为所动，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

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一幕让英国人不寒而栗，在欧洲这是不可想象的。英国人说：“总兵的专断反映了该朝廷的法制或给予百姓的保护都不怎么美妙。迫使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公民，事业有成的商人抛家离子，从事于己有害无益的劳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为。”

这仅仅是英国人一连串吃惊的一个开始，比这更让他们震惊的事还在后面。

在船只行使于内河时，英国人注意到，官员们强迫大批百姓来拉纤，拉一天“约有六便士的工资”，但是不给回家的路费。这显然是不合算的，许多百姓并不想要这份工资，拉到一半往往连夜逃跑。“为了找到替手，官员们派手下的兵丁去附近的村庄，出其不意地把一些村民从床上拉出来加入民夫队。兵丁鞭打试图逃跑，或以年老体弱为由要求免役的民夫的事，几乎没有一夜不发生。看到他们当中一些人的悲惨状况，真令人痛苦。他们明显地缺衣少食，瘦弱不堪。……他们总是被兵丁或什么小官吏的随从监督着，其手中的长鞭会毫不犹豫地抽向他们的身子，仿佛他们就是一队马匹似的。”

乾隆盛世的秩序原来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四

而同时代的欧洲，人权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一个人不管地位多高，都不能任意将另一个人置于脚下。

1747年，也就是乾隆十二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建了一座夏宫，叫无忧宫。没想到这个无忧宫却给他带来了麻烦。原来他的这个王宫选在了一个平民百姓的风磨边上。在修建期间，磨坊主向法院起诉国王，说新建的王宫挡了风，不利于风磨转动。最后国王不得不屈膝让步，同意对磨坊主陪偿。

这个故事有助于我们理解英国人何以对乾隆年间中国人的人权状况如此吃惊。

五

乾隆盛世的出现，有赖于乾隆皇帝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传统人治明君的所有技术资源，挖掘了中国传统体制的全部潜力。如果乾隆生活在汉朝或者唐朝，他也许无愧于伟大二字。因为那个时候，野蛮和贫困横行于整个地球。

然而，乾隆时代的世界，与汉唐已经截然不同。在乾隆出生以前，世界就已经进入了全球化过程。

1522年，麦哲伦船队完成了环球航行，标志着地理大发现的完成。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相继来到中国南面的海域，频频叩打中国的大门。全球化过程从此开始。任何国家想永远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

而乾隆所处的十八世纪，更是人类历史伟大的转折点。正是从这个世纪起，历史开始跑步前进，速度达到了令人头晕目眩的程度。“乾隆在位六十年，正好是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在此之前，……地球的底层蕴含着庞大的资源和能量，人们一直在探求而少收获。十八世纪，一下子得到了打开宝库的钥匙，新的生产力像蛰伏地下的泉水，突然地喷涌进射出来。工农业产量几百倍、成千倍的增加，物质财富滚滚而来．源源不绝。”

而这个世纪政治文明的进步并不慢于物质文明。乾隆十三年（1748年），孟德斯鸠发表了名著《论法的精神》。1776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一年，美国宣布独立。1789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四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发表《人权宣言》，提出了“主权在民原则”。1795年，乾隆皇帝退位后的第二年，华盛顿宣布拒绝担任第三任总统。

十八世纪，世界文明大潮的主流是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法律的笼子里”。西欧社会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普通人的公民权利保障大为提高。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空前的解放。

六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乾隆皇帝却在做着相反的事情。虽然乾隆的爷爷康熙皇帝已经知道地球是圆的，知道世界上有五大洲，知道有人环绕过地球。虽然乾隆年间西方传教士已经向他介绍了日心说，虽然英国使团给他带来了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赫歇耳望远镜、帕克透镜、巨型战舰“君王”号舰艇模型，甚至还有热气球和复滑车表演，他却对世界大势的变化没有丝毫敏感。他视民间社会的活力和自发精神为大清江山永固的最大敌人，积六十余年努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

大清社会各个层面都处于他的强力控制之下：

他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杜绝了皇族、外戚干政的可能，使他们只能老老实实安享俸禄，不敢乱说乱动一下。他以高明的权术和超常的政治恐怖把大臣们牢牢控制在自己的股掌之间，以确保君主的意志在任何时候，任何领域都畅通无阻。

对敢于反抗的“刁民”，他的态度是一味镇压。在他眼中，皇帝、官员和百姓，是父亲、儿子和孙子的关系。不管父亲如何虐待儿子，儿子也不许有丝毫反抗。因此，老百姓无论被贪官污吏如何压榨剥削，走投无路，也只能听天由命，不得“越级上访”。对于群众聚众抗议，维护自己的权利，他总是视如大敌，一再强调要“严加处置”，甚至“不分首从，即行正法”。

对于知识分子，他更如临大敌。他以超级恐怖为手段，扫除一切可能危及统治的思想萌芽。乾隆年间仅大的文字狱就出现了一百三十件。三十余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消灭了一切异端思想萌芽的完美局面，打造了一个他自认为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

七

因此，乾隆盛世是逆人类文明主流的产物。

乾隆盛世的功绩是创造了空前的政治稳定，养活了数量空前的人口，奠定了今天的版图。

然而乾隆时代给中华民族精神上造成的永久性创伤，远大于这一时一世的成就。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认为，只要让全体中国人都“做稳了奴隶”，就是最大的德政，不管采取什么手段。横向对比十八世纪世界文明的发展，乾隆时代是一个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权的盛世。纵向对比中国历史，乾隆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民众权利被剥夺得最干净，意志被压制得最靡弱的时代。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乾隆时代的中国人，是“做稳了的奴隶”，只许有胃肠，不许有头脑。只有这样，大清江山才能亿万斯年。

乾隆的盛世监狱精心塑造出来的国民，固然是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却无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迎接扑面而来的世界大潮。

英国人一到中国，马上发现中国人远不是传说中的那样，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他们发现中国人普遍缺乏自尊心、自私、冷漠、对公众事物漠不关心。

英国人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接触过中国人，那些人看起来都很正常。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槟榔屿，“和其他我们东印度公司属地”，中国移民的“诚实跟他们的温顺和勤奋一样出色。……在那些地方，他们的发明创造和聪敏似乎也跟学习模仿的精确一样出色”。然而，生活在自己国家中的中国人，却远没有海外中国人那样活泼自然，也缺乏创造力。他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更胆小，同时也更冷漠、麻木和残酷。

使团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巴罗说，“虽然这一带有不少船只在行驶，却没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里挣扎的人。……劝说我们船上的人开过去援救也得不到响应。不错，我们当时船速是一小时七英里，这居然就成了他们不肯停船的理由。我确信这些不幸的家伙中有几个一定是丧命了。”

英国人分析说，这是中国统治者精心塑造的结果：“就现政权（满清）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他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八

虽然登峰造极，但乾隆的统治并没有任何新意。乾隆盛世不过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大总结和大重复。不幸的是，这个盛世出现在不应该出现的时候，因此其成就如果烛火遇到了太阳，一下子黯淡无光。

面对几千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如果中国的专制统治不那么密不透风，中国社会不那么铁板一块，西方涌来的文明新潮才有可能自然地浸润这片古老的土地。可惜，中国恰逢了一个执政能力空前提高的“盛世”。以乾隆为代表的专制精神造成的中华民族精神上的孱弱、保守、僵化，不但是鸦片战争中中国失败的原因，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现代化路上走得如此跌跌撞撞、艰难曲折的原因之一。在乾隆死去二百多年后，仍然有人连篇累牍地歌颂乾隆盛世的稳定和伟大，研究揣摩乾隆治术的高深。许多人仍坚定地认为，只有乾隆的风格和方法才适合这片独特的土地。

只有透彻了解了乾隆时代的另一面，对这个时代的得与失进行一个全面准确的评估，我们这个民族才算没有白白经历“乾隆盛世”。

参考书目:

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戴逸等  辽海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9-06-01  

我看乾隆盛世  约翰.巴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1

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  泰国经高换婷 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8-08-01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7-06-01

停滞的帝国  佩雷菲特 著王国卿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1993-05-01

夏枯草具有明确毒性 怕上火喝凉茶没有必要

方舟子

　　“王老吉”凉茶据说是广东鹤山人王泽邦(乳名王吉)于1828年开始销售的产品。目前作为植物饮料销售，其标明的成分为“水、白砂糖、仙草、蛋花、布渣叶、菊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后面的7种都是中草药(“蛋花”不是指鸡蛋，而是夹竹桃科有毒植物缅栀的花)。

　　和其他广东凉茶一样，“王老吉”自称具有“清热去火”的保健功能，“怕上火就喝王老吉”的广告早已喊遍全国。

　　夏枯草的明确毒性

　　王老吉以及许多广东凉茶之所以使用夏枯草，是由于夏枯草据说在夏至后逐渐枯萎，中医理论因此认为它生来有“纯阳之气”，一遇阴气即枯，就可以用它来“补厥阴血脉”。但是，迄今没有任何严格的临床试验证明夏枯草对人体有什么有益功效。

　　用自身的经历难以确定某种疾病与饮用某种饮料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叶征潮认为自己的胃溃疡是由于饮用了王老吉所导致并没有循证依据。然而，王老吉所含的夏枯草成分具有毒副作用，却是有科学证据的。主要的证据来自动物实验。有些人对此很不以为然，认为中草药已用了几百上千年，经验已足以证明它们很安全，不比动物实验更有说服力吗？

　　这种说法虽然在中国人中很流行，却经不起推敲。一种药物被使用了几百几千年，并不能证明其无毒。如果一种药物的毒性很强很急，吃了以后很快就出现严重反应乃至致命，那是有可能通过经验发现的。但是有的药物，毒性较慢、中毒症状不那么明显，例如要经过几年、十几年才会出现症状的慢性毒，以及能导致癌症、畸胎、肝肾损伤的药物毒性，是很难通过经验摸索出来的。

　　因此用动物做毒理学实验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可以让动物服用大剂量的药物，以此推测长期或大量服用药物所造成的后果。也可以解剖动物的身体、器官，发现药物对器官造成的伤害。这些都是经验不可能发现、也没法拿人体来做实验的。

　　实际上中医典籍对夏枯草是否有毒，有相互冲突的说法。《神农本草经》将夏枯草归为有毒、不可久服的“下品”药，而《本草纲目》则称其“无毒”。

　　科学的证据则是明确的。有多项动物实验表明夏枯草能导致不良反应。夏枯草的乙醇提取液能抑制小鼠的细胞和体液免疫反应。皮下注射可使动物胸腺、脾脏明显萎缩，肾上腺明显增大；腹腔注射可使血浆皮质醇水平明显升高，外周血淋巴细胞数量明显减少。这些都表明夏枯草可能是一种免疫抑制剂，长期或大量服用能使机体的免疫功能受到抑制(以上研究见于《山西医药杂志》《甘肃医药》等刊物)。

　　另外，服用夏枯草水提物能使小鼠的血清丙氨酸基移换酶和血清天门冬氨基移换酶的值都明显升高，说明夏枯草还有肝脏毒性作用。临床上，有幼儿因服用含苍耳子、夏枯草和鸡内金的中草药3个月导致急性重症肝炎而死亡的报道(台湾“张景岳中医药研究中心”2003年通报)。也有报道因服用夏枯草导致过敏，表现为皮肤瘙痒、丘疹，甚至因过敏性休克而昏倒(从1983年开始有多起事故通报，见于《上海中医药杂志》《四川中医》等期刊)。

　　没有必要的凉茶

　　有的人承认喝凉茶有可能会让身体出问题，但把这归咎为不懂乱喝。比如，一种说法是“胃寒”的人不宜喝凉茶。“胃寒”是中医术语，是很模糊的描述，大概相当于胃酸分泌过少导致的消化不良。但是夏枯草的不良反应主要发生在免疫系统和肝脏，与消化系统并无关联，所以不管是“胃寒”还是“胃热”的人都有可能出现不良反应。

　　当然，药物都难免会有不良反应，有时为了治病只好忍受其不良反应，但是前提是不良反应不是特别严重，而且该药物确实是有疗效的。如果一种药物并没有被证明对身体有何益处，却已知会有毒副作用，那么还去服用它，显然是很不明智的。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喝凉茶对身体会有什么特别的益处吗？许多人认为有，“怕上火就喝王老吉”嘛。“上火”也是中医对许多症状的一个笼统、模糊的说法，因素很多，在现代医学中没有对应的称呼。口腔“上火”症状，有的可能是因为缺乏维生素B2导致的唇炎、口角炎，有的可能是缺乏维生素C导致的牙龈、粘膜出血，更常见的可能是细菌、病毒感染引起的炎症(例如口腔炎、口腔溃疡、急性牙周炎、牙龈炎等)。天气炎热、干燥引起的脱水，也会让人觉得“上火”。

　　针对不同的病因要做不同的治疗。缺维生素引起的要适量补充维生素，细菌感染引起的要使用抗菌、消炎药。病毒感染引起的无特效药，通常几天内会自愈，但是病毒仍然在体内潜伏，在某些情况下(例如精神压力大)会被再次激活，所以这类“上火”不能断根。至于脱水，当然要补充水分。

　　那么凉茶对上述种种“上火”会有什么疗效吗？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你喝了凉茶觉得“火”降下去了，可能是身体的自我康复，也可能是心理作用，还可能是因为凉茶补充了身体欠缺的水分或某种维生素——在这种情况下喝水、茶或果汁显然更为安全。

　　有人认为广东天气潮湿、气候炎热，所以必须喝凉茶。但世界上生活在“天气潮湿、气候炎热”地方的人多得是，他们不喝凉茶身体也不比广东人差。除非广东人的身体有必须喝凉茶的特殊构造，否则没有任何必须喝凉茶的道理。

　　因此喝这类可能含有有毒成分的凉茶是一种对身体有害无益的生活习惯。不良的生活习惯很难改变，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禁止。但是对于企业为迎合乃至于推广不良生活习惯而生产的产品，却应该加强管理。既然王老吉含有具有毒副作用的草药成分，就不应该作为普通饮料或保健饮料销售——作为食品和保健品的基本要求是必须没有毒副作用，有毒副作用的产品应该作为药品加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