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行走的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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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地产“窝案”手记   /经济观察报 张晓辉

二月底的重庆正是倒春寒，外头还是有点冷，我顶着风跑来跑去，为了一些不相干也不认识的人。重庆地产“窝案”开审到现在，总算入了尾声，这意味着我可以不再蹲点、不用一天到晚找人打探贪官的消息。

2009年2月23日，重庆地产系列“窝案”中最重要的官员——蒋勇“悄悄的”在重庆一中院开了庭。我记得三天前，我还跟21的同行在猜测：到底“蒋勇”案，重庆方面是会选择在两会之前，还是两会之后。

这的确令我想起2007年在上海跑社保案的情景，我记得审王国雄（王是上海社保案中第一位“公开”受审的官员）的时候也是这样，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征兆。那天我去上海一中院（重庆跟上海一样，都是在一中院审）的时候，本来以为跟香港拍电视剧一样，门口会是黑压压的一片全是媒体，结果除了我们之外，一家媒体也没有，我带了个实习生，被法院拒之于门外，天空下着大雨，我们东一脚、西一脚的踩在水坑里。

重庆地产“窝案”要稍稍好一些。“风起云涌”（当地民间俗称）中的前三位，唐文锋、梁晓崎、黄云都是公开审理，这里的“公审”，是指允许媒体旁听，唯独蒋勇一案，重庆一中院的大门外倒真是黑压压的一群记者，一个都不让进。而蒋勇案又是最吸引众人眼球的，他是跟高院定义的“特定关系人”（情妇）同堂受审。

就这样，蒋勇案在两会召开的前夕，公开受审了，法院那边意思是旁听人很多，媒体就没份了，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是羡慕那些国外的同行们，至少，旁听席上能够有个座位，而我们只有在门口的冷风中备受煎熬。

重庆地产“窝案”起源于渝中区原副区长王政，2007年12传来法院宣判的消息，是死缓，贪了近1000万。

我是2007年下半年到的重庆，跑完上海社保案之后，又赶巧碰上了重庆地产窝案。报纸上，百姓们看到的是政府公审公判大贪官，深感痛快，可是又有几个人知道案件背后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关系呢？说白了，我自己也弄不太清楚，这些个个都被判了死缓的贪官，究竟贪了多少钱，究竟还有多少人受了利。

简单的举两个例子。一是重庆地产“窝案”的排头兵——王政案，被判死缓的时候，重庆有关方面私下透露消息，说是要抗诉，都死缓了还抗诉，这不意味着立即执行吗？后来中纪委督办，案件越审越深，抗诉一说不了了之。因此见报的判决是死缓，而百姓也觉得大快人心，觉得重庆方面反腐之力确实不同寻常。

被判了死刑的倒不是地产窝案中的诸位贪官，而是一个名叫晏大彬的人，晏大彬乃巫山交通局局长，媒体报道的晏大彬是重庆三峡库区有史以来第一贪，贪了2000多万，尽管晏大彬退清了所有赃款，还是没有能够保命，法院判的死刑，并且是立即执行。

其间有个小插曲。重庆当地媒体广为报道的晏大彬出事缘由——贪官所在小区楼上住户做防水实验（或者是修水管），叫物管打开晏大彬的房间，然后发现巨额现金，立刻报了警。

对此，我觉得中国老百姓还是比较好忽悠，媒体的水平也实在太粗制滥造，如此不符合日常逻辑的假新闻，竟然说得跟真的一样。

不合逻辑之处有二。一是晏大彬在房间里面放了巨额现金之后，又放心的把钥匙交给了物管，这样物管可以方便楼上的住户“修水管”或者是做“防水试验”；二是楼上的住户，不合常理的进入到陌生人的房间，发现巨额现金之后，激动之余，立马想到应该请警察叔叔也来看看这堆钱。

晏大彬出事的时间，正是重庆当地召开两会的重要时刻。此时亦然有诸多联想，传到了记者耳中，包括这些钱是不是晏大彬用来跑官买官的，或者是他到底要用来做什么。尽管晏大彬如数退清了赃款，但是此案或许是因为没有中纪委的督办，因此晏大彬最终成了一名刀下亡魂。

地产集团原董事长王斌受审的时候很安静，也许是组织上已经有过交代，总之，法官问什么，王斌就答什么，非常配合，倒是他的亲属，在旁听席上哭得厉害，最终实在呆不下去，只有退场。

规划局副局长梁晓琦，也就是蒋勇的副手，出事之后，我跑到他家楼底下蹲了两个晚上，从下午6点到晚上9点，希望能够有什么人来，或者有什么家属过来，可以了解相关情况。结果空手而归，不过后来的经历，还是证明那两个晚上的探寻，还是比较值，走的时候我在他家信箱留个了纸条，开审前期，果然有其亲属电话过来，不过接下来获得的信息倒是没有什么价值——他们自己也在等“组织”上的通知，不知道梁晓琦究竟什么时候开审。

在这些案件受审的过程之中，都有一个相似的特征，那就是组织上已经对法院、检察院和贪官本人已经有所交代，然后，审判在这个交代完毕之后，方能进行。

我一直以为上海跟重庆，沿海与内陆，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审判贪官的方式，也应该有所不同。结果令我大失所望，上海社保案与重庆地产“窝案”，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唯一的区别就是，前者受审官员级别很高——中共政治局委员；而后者仅仅是一名厅官。

还有很多细节，最终也只有写进采访手记里。比如蒋勇在建设部工作的经历，蒋勇与人大夫妇共同买卖ST盐湖，疯狂获利的炒股经历，就蒋勇个人工资而言，他无法成为ST盐湖的第五大流通股东，而这些金额，似乎也没有被重庆检察院认定。蒋勇与人大教授的妻子，有在同一单位共事的经历，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此蒋勇非彼蒋勇，由于我们在蒋勇案中无法查明身份证号码核对，因此，对我而言，这也只能说是一个无法证实的传言。

当其他媒体都万分关注蒋勇个人的时候，我只好去盯他那个同堂受审的唐薇了，查唐薇并不难，因为她的消息，没有像蒋勇一样完全被封锁，至于怎么查，如何去采访，涉及到自己的饭碗，就不能说得那么透明和详细了。

我记得同行看到唐薇的稿子时，大叹你小子可以去香港跑娱记了，我还不是没办法，这不都是为了工作吗，蒋勇已经有那么多兄弟们在盯，我又是孤军作战，不像某报一样，在重庆就有8个记者一线作战。

蒋勇案确实挺特殊，花了金钱和情感，在特定关系人（实际上我也不太愿意说情妇之类的，虽然媒体都这么说）唐薇身上。侥幸的弄到两张唐薇的照片，当天发了稿，电话就一直没有停过。

最远的一个电话是从黑龙江哈尔滨打过来的，说是当地广播电视报的，对蒋勇堕落的轨迹很感兴趣，接着那姑娘就加了我Q，非要跟我探讨一下，这个贪官的本性是什么，我拒不过，就开聊，我说你探讨堕落的轨迹没啥意义，因为这就是人性，人性如此，人性都是物质欲望构成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如果没有人类对物质无穷尽的追求与崇拜，人类社会也不会有今天如此的文明与繁荣。

就好比哥伦布的探险，是为了寻找新大陆，新宝藏；比如贩卖黑奴，实际上促进了人种的杂交；比如美国的淘金热，实际上开发了西部；比如我们对外层太空的探索，实际上代表着我们要去追寻更好的物质。

聊的过程中，又有一位上海信了基督教的朋友加入进来。她认为我太过于物质化而轻视精神层面了。

可我觉得，人只有在不断的追寻物质化的过程中，才会有如今的科技，和如今的文明。人类的拜金并非人类的堕落，乃是人类文明的进步。

而宗教，比如上帝，比如佛教，比如伊斯兰，比如共产主义，比如马列主义信仰，这些都只是为了方便统治阶层的统治，只有自由主义精神才是世间的永恒，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社会形态。

她指的精神，宗教，总之诸如之类的，都是一种意识形态，都是人类自我统治的一种需要。我们喜欢黄金，因为崇拜黄金，所以才会去挖矿，才会去其他国家侵略，才会去发现新大陆，才会去冒险，才会去推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如果不物质，没有欲望，就不会有征服、侵略与猎杀。

一战二战实际上促进了现代工业的飞速发展，飞机，汽车，还有近代的计算机都是因为战争发展而来的。还有核能，如果没有二战，我们可能至今仍然在探索，如何开发新能源。

战争就是资源的掠夺，也就是物质化的追求。因此，基于物质的追求和崇拜，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相反，精神上的制约，是方便统治人类社会自身，当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人类的自律，对此，我没有觉得这点不好。

就这样，从蒋勇案的贪官轨迹出发，我们几人聊了半宿，而我呢，还是觉得主流的评论是对的，因为如果蒋勇不做规划局局长，或许会有一个新的李勇，张勇，或者王勇之类的暴露出来，一样成为重庆地产“窝案”中最为关键的重量级官员公开受审。

你说对了，可能真就是体制上的原因，或者真的就是人类对物质充满欲望的本性。

重庆地产“窝案”中还有很多蹊跷的细节，比如L地产公司，明明检察院有卷宗，然后起诉书中没有任何行贿的公诉，比如一些知名的企业，明明行了贿，房产物证俱在，而我也真的查到了具体的地址，但是检察院的公诉书中仍然没有出现。

然后就有一些律师，拍拍胸脯，用着充满经验的口吻，告诉我，那些都是污点证人，法院方面不会深究其责任。然而疑问还是接踵而来，我看到的所谓污点证人，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小企业，小地产商，那些更大的地产商呢？

重庆地产“窝案”中，对于那些已经查实的行贿之外，我还查到了很多公司，当然我不便于公布，也无法公布。因为案子已经判了，该审的都已经审了，菜板上的肉，都已经炒熟了，吃进了肚里，谁还知道里面是否存有猫腻呢？

就像咱们国家处理银行呆坏账一样，以前的错误，就此一笔勾销。一个新的轮回，注定又将重新开始。